我国博士后制度是借鉴国外培养优秀人才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创立的一项吸引、培养和使用年轻高级人才的制度。我国博士后制度的产生背景有如下几个方面：
1．改革开放初期，教育和科研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为博士后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前提。
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仅百余年的历史，建国后的研究生教育时断时续；建国后的科技体制则适应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科技活动从属于整个国家计划。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教育和科研制度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招生制度，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并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1981年实施学位制，到1983年已经有部分人员获得博士学位。此后，研究生教育进一步快速发展，从而为博士后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人”的基础。（2）改革使科研机制的活力有所增强、科研活动日益活跃，它一方面为建立以流动性为特征的博士后制度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使博士后制度的产生因有利于科研制度改革而具有更充分的必要性。
2．建立博士后制度适应了国家改善高级人才培养环境、培养方式的客观要求。
八十年代初，我国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教育、科研、人事、社会福利等制度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均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僵化特征。具体表现为人才难以流动、学科交叉困难、近亲繁殖现象严重等弊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传统制度的弊端日趋明显，越来越不利于我国高级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博士后制度正是适应了国家促进高级人才流动、学术交流，促进交叉学科发展，促进科研活动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需要，为高级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开辟了一块特区。
3．十年“文革”造成国家人才匮乏，科教战线百业待兴的现状是博士后制度得以诞生并迅速发展的动因。
十年“文革”使我国教育、科技事业受到严重破坏，出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在人才方面，高级专业人才断层现象严重，各科研机构和高校等部门都出现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局面。各学科领域的科研教学骨干、学术带头人严重不足，人才需求十分强烈；在科研方面，为了快速发展经济、追回已经浪费的宝贵时间，出现了一系列亟待研究和探索的新领域和新问题，传统的研究队伍单一科研组织模式难以适应科研的需要。而博士后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人才培养功效和其所特有的流动性、针对性、时效性、机动性等特点，恰好满足了我国高级人才培养和使用及科研活动的要求。
4．吸引留学博士回国工作是博士后制度产生的直接诱因。
从1983年起，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派遣出国学习的留学博士陆续回国。然而，这批人的人事关系，职称、工资、住房和工作安排等问题难以在当时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合理解决。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这批人才，同时吸引更多的留学博士回国工作，为他们创造比较好的环境和条件，使他们尽快成长为国家急需的高级人才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博士后制度所具有的特殊机制，使其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国不少有识之士和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借鉴发达国家培养年轻高级人才的经验，在我国实行博士后制度。其中，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在我国博士后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李政道教授曾两次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在我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他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培养一部分带头的高级科技人才。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培养过程的一环，青年博士必须在学术气氛活跃的环境里再经几年独立工作的锻炼，才能逐渐成熟。因此，应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设置一些特殊的职位，挑选一些新近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在这里从事一个阶段的博士后研究，以拓宽知识面，进一步培养独立的工作能力，使之成为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才。李政道教授的建议引起了我国领导人和政府以及科技界、教育界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5月会见李政道教授时，高度肯定了他的建议，并赞同说“成百上千的流动站成为制度，是培养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 邓小平同志还对我国实行博士后制度的目的意义、发展方向以及具体措施等都做了明确指示。
1985年5月，国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为了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李政道教授所提建议的批示精神，在广泛吸收专家学者和留学回国博士的建议并征求一些部门和地方意见的情况下，同财政部、国家计委、公安部、劳动人事部、商业部等有关部门进行了反复磋商，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报告》。1985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该报告（国发[1985]88号），这标志着博士后制度在我国的正式确立。
